5月11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主办的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宣讲会在北京举行。
根据《报告》预计,今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3.8%上升至4.6%,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70%左右。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5.2%,继续成为亚太地区及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其中,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将成为推动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1、IMF最新预测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上调0.8个百分点至5.2%。
2、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加,将成为推动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3、IMF预计,今年亚太地区的增长率将从2022年的3.8%提高到4.6%。该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70%左右,远高于过去几年的水平。同时,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将达34.9%。
4、根据IMF估算,中国GDP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亚洲其他经济体平均增长约0.3个百分点。
5、与过去主要由投资需求带来的溢出效应不同,这次溢出效应将更多体现在中国在消费和服务业方面的需求增加,且更为强烈。
在宣讲会现场,IMF亚洲及太平洋部主任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Krishna Srinivasan)就《报告》发表演讲。
本次《报告》回顾亚太地区近期经济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对短期和中期区域经济发展动能和风险进行展望,并提出缓解风险和支持增长的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需求走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欧美银行业动荡,给世界经济形势注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报告》指出,尽管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但亚太地区将成为2023年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其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和印度经济增长保持韧性。
IMF预计,今年亚太地区的增长率将从2022年的3.8%提高到4.6%,比去年10月的预期高了0.3个百分点。该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70%左右,远高于过去几年的水平。同时,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将达34.9%。
IMF最新预测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上调0.8个百分点至5.2%。“中国经济重启对亚太地区至关重要。”《报告》指出,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加,将成为推动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也将对亚洲地区产生更为明显的正溢出效应。根据IMF估算,通常情况下,中国GDP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亚洲其他经济体平均增长约0.3个百分点。但与过去主要由投资需求带来的溢出效应不同,这次溢出效应将更多体现在中国在消费和服务业方面的需求增加,且更为强烈。
《报告》预测,亚太不同经济体的表现将出现分化。具体来看: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增长会放缓至1.6%,其中,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经济分别增长1.6%、1.3%和1.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从去年的4.4%提高至5.3%。
谈及上述预测数据,CF40成员、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表示,中国的增长对亚太和全球非常重要。目前中金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是6%。在2022年疫情影响的较低基数因素下,并考虑未来潜在增长率和失业率有所改善等情况,IMF预测的5.2%的水平可能是偏低的。
彭文生还强调,我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以前大家重视不够,就是“规模经济”。简单来讲,我们国家经济规模大,分工细化,单位成本低,所以在和其它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大家都受益。现在强调规模经济,一是因为在逆全球化过程中,小国参与全球分工空间显示出一定局限性。
二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规模经济的效应会更加放大。在新的发展阶段,怎样促进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关键是要围绕如何发挥好规模经济优势。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分工才能最大发挥好规模效应。把中国的规模优势发挥出来,不仅是中国自己受益,亚太受益,全球经济都会受益。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凯也表示,这次《报告》向我们展示了亚太地区经济的活力。全球经济70%的增长来自于亚太地区,其中1/3来自中国,20%来自印度,20%来自其它亚太经济体。可以说亚太地区经济活力对于对冲欧美经济放缓和拉动全球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郭凯提到,《报告》充分展示了亚太地区经济的韧性。虽然我们担心美联储、欧洲央行激烈加息的过程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担心资本外流、金融稳定、汇率贬值问题,但事实上亚太地区的金融体系非常稳健,资本还在持续流入。我们观察到欧美一些银行出了问题,但在中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还是比较韧性,这尤其难得。
CF40成员、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也表示,在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上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判断,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看到“喜中有忧”的一面,要务实理性看待一季度的增长。特别要看到,服务业还有三年左右的增长空间没有补回来,要看到将来出口、地缘政治仍面临各种阴云密布的挑战。
此外,《报告》还指出,亚太经济发展前景将受到以下三点内外因素影响。第一,随着欧元区和美国的商品需求回落,其对亚洲的进口或将下降,进而影响亚洲制造业出口的增长势头。第二,技术周期的低迷将进一步拖累亚太地区的技术出口。第三,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住宅和商业建筑投资需求减弱,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报告》强调,在全球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笼罩下,亚太经济前景仍面临下行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通胀可能比预期的更加棘手。大多数国家的整体通胀仍高于目标,且核心通胀已被证明具有粘性。
第二,金融脆弱性加大。虽然欧美银行业动荡的溢出效应有限,但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和市场波动带来的脆弱性仍然很高,特别是在杠杆率较高的企业和家庭部门。
第三,从中期来看,更大程度的地缘经济分裂风险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溢出效应,可能会让亚洲增长潜力下降。
第四,外部需求下降带来的压力,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因此,《报告》预计,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在5年后降至3.9%,这是其历史上最低的中期预测值。受此影响,中期的全球增速预测值也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之一。
《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如下几方面挑战:将通胀恢复到目标水平、稳定公共和私人债务、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提高长期增长潜力。
“中国的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并更多地使用利率工具。”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表示。面临上述挑战,《报告》提出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应继续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立场,直到通胀持久回落至目标范围内。但中国和日本例外,两国的产出低于潜在水平,通胀预期仍然温和。
金融政策方面,监管部门应紧密监测与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增加有关的脆弱性,以及金融部门的市场风险和企业信贷风险敞口,这对于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除非金融市场的压力增加,金融稳定受到威胁,否则各国央行应将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分开,使用旨在应对金融稳定风险的现有工具,使其能够继续收紧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
财政政策方面,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利息成本的上升需要各国短期内继续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同时,用临时和有针对性的弱势群体援助取代无针对性的支持措施,这对保护财政空间至关重要。但中国财政政策短期内仍应保持中立,避免过早收紧。
结构性政策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各国应将结构改革作为优先政策选项,鼓励广泛的创新和数字化,加快绿色转型、加强合作应对地缘经济碎片化趋势和确保粮食安全的改革,这有助于提高可持续增长潜力。
彭文生也表示,今年国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的最重要原因是需求偏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合力,支持需求。过去几年我国货币政策力度很大,当前更有效的政策是财政政策扩张支持消费,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来支持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等。
在他看来,过去三年疫情带给经济的“疤痕”影响,一是依靠信贷发展,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可能会影响消费;二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年轻人的就业问题等都不利于消费。因此他认为,财政政策在这个时机对经济进行支持是恰逢其时,而且效率很高。“财政政策尽量在关键时刻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邢自强也表示,在政策建议方面,他认为第一要对民营企业真心友好,亲商重商,帮助他们信心回升。第二,中国跟欧洲、中东之间经贸联系需要加强的同时,中美之间必要的磋商联系也极其重要,很多外资企业高度关心双方关系能否缓和,因此比较务实的举措十分重要。最后,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需要进一步阐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否包含了发展各种类别的服务业,而不仅仅是高精尖制造业,怎么把握对于接下来重启民企信心至关重要。